茶館的攻擊者與捍衛(wèi)者
——茶館問題撐了反大眾文化運動的突破口。
整個20世紀上半葉,關于成都人坐茶館的爭論都十分激烈。第一個階段從晚清到1930年代初,對茶館的批評基本來自程度內(nèi)部,是當時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、反大眾文化之一部分,第二個階段則是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,批評主要來自外省人(特別是從東部沿海來的,在四川經(jīng)常被稱為“下江人”),但遭到當?shù)厝说膹娏曳磸棧@示了內(nèi)地和沿海文化的沖突。
精英對茶館的批評充斥著官方文件、報紙新聞報道以及其他文字,批評一般集中在關于茶館生活的幾個方面:賭博、看“淫蕩”和“暴力”的戲、浪費(金錢和時間)、婦女進入有傷風化等。改良精英對婦女出入公共場所甚為不滿。這種態(tài)度與我們過去說認為的他們對婦女的態(tài)度應比守舊者更為開化和寬容大相徑庭。這些改良者推動了許多以西方和日本為范本的經(jīng)濟、教育、社會方面的改革,但他們在婦女問題上比其他在西方的同儕保守得多,認為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拋頭露面是“不文明”的。
清廷覆滅之后,大眾文化遭到的攻擊更為猛烈。1912年,四川軍政府都督令警察總監(jiān)關閉悅來茶館,《國民公報》發(fā)表文章支持這一措施,針對茶館所宣稱的看戲為大眾教育之觀點,文章反駁道:“悅來茶館封閉之原因,是未按規(guī)定將男女分開,這是破壞禮教之大防?!?/p>
在1910至1920年代,精英主流繼續(xù)批評茶館生活,不過在這個反大眾文化的大合唱里,也有若干不和諧的音符。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時,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歡去茶館的原因:我看得他們這種休閑的生活情形,又回憶到工商業(yè)社會上男男女女那種穿衣吃飯都如趕賊般的忙碌生活,更想到我這位生活而奔波四方的無謂的生活,對于他們真是視若天仙,求之不得!倘若中國在時間上還能退回數(shù)十以至百余年,所謂歐風美雨都不會沾染我們的神州,更無所謂賽因斯先生者逼迫我們向20世紀走。然而,現(xiàn)在非其時矣!一切的一切,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……
對茶館最有力的辯護,可能算是署名“老鄉(xiāng)”于1942年發(fā)表在《華西晚報》上的《談程度人吃茶》。作者反駁所謂“清淡誤國”的指責,認為批評者雖聲稱國家利益為重,但不過是口惠而已?!皫е荒樜麽滔?,并不敢挑戰(zhàn)有權有勢者,而把茶館和茶客作為靶子進行攻擊?!?/p>
從20世紀初便開始的反大眾文化運動,便是以茶館問題為突破口對大眾文化進行打擊;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之爭,國家文化利用國家權力,以一種進攻姿態(tài)和強勢地位,迫使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發(fā)展,而這一過程必然引起“弱者的反抗”。
城市和茶館
——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看起來那么平等。
從一定程度上講,成都茶館和茶館生活也可以籠而統(tǒng)之稱為“中國文化”之一部分。然而,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城市的茶館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。例如,在上海,性別限制較少,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也較程度早得多。1870年代,越來越多的上海婦女進入茶館、戲院、煙管以及其他公共場所,年輕婦女也喜歡在茶館約會。1880年代,中下層婦女常與男人同出一個公共空間,雖然上層婦女拒絕到這樣的地方。
在北京,戲院在17世紀便產(chǎn)生了,北京的茶館多是以演戲的戲院發(fā)展而來,剛好與戲園從茶館產(chǎn)生的成都相反。在北京的公園里,樹蔭下的圓桌和方桌,鋪有白桌布,上面擺著爪子、花生和其他點心,也賣汽水和啤酒,賣茶并非其主要的生意。北方人一般喝白開水、冷井水,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紳士去茶館飲茶。人們很少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陜西、東北等地看到茶館。在許多地方,比如天津,居民在“老虎灶”買開水回家泡茶,并非待在茶館里。
茶館在中國南方發(fā)達得多。廣東一般稱茶樓,表面看起來像四川的茶館,但顯然思維中產(chǎn)階級服務的,這些茶樓可以高達四五層,樓越高則價越貴,因為那里使用的桌椅、茶具等都較高檔,光亮照人,茶客是有身份的人。同川人一樣,他們不但喝茶,還買點心小吃,把茶館作為會客或洽談生意的場所。在揚州,茶館和公共澡堂經(jīng)常合二為一,一般早晨賣茶,下午成為澡堂。南京的茶館比成都少得多,顧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現(xiàn),茶客多為中下階層。南通則有三類茶館,即點心、清茶館和堂水爐子,都為下層服務,士紳并不光顧。
雖然茶是中國的“國飲”,大江南北都有茶館,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樣,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(lián)系。坐在北平中山公園的大槐樹下吃茶,總非雅人如錢玄同先生不可罷?我們很難想像像穿短裝的朋友坐在精致的騰椅子上品茗。蘇州的茶館呢,里邊差不多全是手提鳥籠,頭戴瓜皮小帽的茶客,在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中,就曾經(jīng)出現(xiàn)過這種人物??傊麄儾畈欢嗳怯虚e階級。
四川則不然。在茶館里可以找到社會上各色人物。警察與挑夫同座,而隔壁則是西服革履的朋友。大學生借這里做自修室,生意人借這兒做交易所,與其他城市比較,成都茶館顯得很“平民化”,階級地獄并不突出,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為怪。其實,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平等,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個時代和階級的烙印。如果我們深入到它們的內(nèi)部,就會觀察到里面復雜的階級關系、矛盾沖突和生存競爭。
茶館敘事中的地域論
——自然環(huán)境經(jīng)常決定生活方式。
自然環(huán)境經(jīng)常決定生活方式,成都、成都平原以及整個四川的茶館以及茶館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態(tài)和生存環(huán)境中產(chǎn)生的。
與中國其他地區(qū)不同,四川農(nóng)村,特別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,人們居住點相對分離,盡量靠近耕種的田地,很少有村莊和聚落生活,因此他們比其他地區(qū)的人們更依賴市場。在趕場天,他們到最近的市場買賣商品,一般會在茶館停留,與朋友會面,或休息片刻。他們甚至也在茶館里做生意,尋找買主或賣主。較優(yōu)裕的生存環(huán)境也促進了茶館的繁榮。成都平原從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統(tǒng),農(nóng)業(yè)高度發(fā)展,農(nóng)民無須整年在田里辛勤勞作,有不少時間從事販賣和休閑活動。
地理環(huán)境和運輸條件也為茶館的繁榮做出了貢獻。據(jù)王慶源對華北的觀察,牛馬車夫一般只有路途遙遠時才會停車喝碗水,如果短途則并不歇腳。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狹窄崎嶇,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車,人們以扁擔、獨輪車、轎子運貨載客。苦力必須靠茶館喝水止渴,恢復體力。因此,在成都平原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,茶館甚多,外面總是排著苦力背貨載客的夾子、獨輪車、轎子。
另外,四川許多地區(qū)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適于種茶,但由于交通閉塞,茶葉很難輸出,轉(zhuǎn)運成本太高,使茶葉外運無利可圖。因此,四川茶葉只好依靠對內(nèi)消費,價格便宜,普通人家都能承受。其他如井水質(zhì)量、燃料缺乏等自然資源問題,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別依靠茶館。成都城內(nèi)的井水含堿量高而味苦,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,供居民飲用。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擔挑兩個水桶從城門洞出來,下到河邊取水,運水到城內(nèi)的民宅、官署、公館及各茶館。江水比井水貴得多,在晚清,兩桶江水大約值四個鍋盔。由于得到江水不易,許多普通人家便直接從茶館買開水,所以幾乎全部茶館都打有“河水香茶”的幌子,以招徠顧客。
——《第一財經(jīng)周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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