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都，人們相互間有了沖突，一般不是上法庭，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解，稱之為“吃講茶”，或“茶館講理”，茶館便成為一個解決糾紛之地。袍哥在“吃講茶”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袍哥經常被請去做調解人，茶館也用作解決他們內部糾紛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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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般程序是：沖突雙方邀請一位在地方有聲望的中人進行調解，雙方陳述理由，中人進行裁判，錯方付茶錢，并向對方道歉。這說明精英以茶館作為介入社會的空間，這些茶館也成為社區(qū)的中心。因此茶館不僅是一個經濟中心，而且也促進了社區(qū)聯(lián)系和鄰里認同?！俺灾v茶”活動能夠長期廣泛在地方實施，是由于裁判是在公眾監(jiān)視下進行的，調解人試圖盡量主持公正，否則其聲譽和公信力將受到損害。而且，如果調解不成功，在公眾的眼皮底下，暴力事件也難以引發(fā)；即使發(fā)生暴力沖突，也容易被公眾所制止?！俺灾v茶”的活動顯示了人們對官方權力的不信任，而愿意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人手中。這個活動實際上是無視官方的司法權威，當然不會得到政府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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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輝 老茶館 吃講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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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20世紀初開始，當現(xiàn)代化的精英在描述這個活動時，在西方和官方話語的影響下，多持諷刺或批評的口吻。如在李劼人的筆下，“吃講茶”是誰人多勢眾，誰就能贏，大家爭吵一番，調解人“兩面敷衍”，一般判勢弱一方為輸，而輸者甚至也不用賠禮道歉，不過得付全部的茶錢，有時可能十幾桌。但是：如其兩方勢均力敵，而都不愿認輸，則中間人便也不說話，讓你們吵，吵到不能下臺，讓你們打，打的武器，先之以茶碗，繼之以板凳，必待見了血，必待驚動了街坊怕打出人命，受拖累，而后街差啦，總爺啦，保正啦，才跑了來，才恨住吃虧的一方，先賠茶鋪損失。這于是堂倌便忙了，架在樓上的破板凳，也趕快偷搬下來了，藏在柜房桶里的陳年破爛茶碗，也趕快偷拿出來了，如數(shù)照賠。所以差不多的茶鋪，很高興常有人來評理，可惜自從警察興辦以來，茶鋪少了這項日常收入……這就是首任警察局總辦周善培這人最初與人以不方便，而最初被罵為周禿子的第一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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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劼人的這個描述固然很生動，也的確反映了有時吃講茶的緊張氣氛和混亂局面，但稱茶館希望發(fā)生打斗事件，以便乘機索取賠償，未免言過其實。正如下面我們將看到的，斗毆經常造成茶館慘重損失，甚至可能因此歇業(yè)。所謂索賠不僅是一個漫長過程，而且經常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補償。雖然茶館喜歡有人來“吃講茶”，這樣可以得到額外的生意，但任何暴力行為都是他們難以承受的。李劼人作為一個新知識分子，相信現(xiàn)代的國家和司法權，對這些民間的自我調解嗤之以鼻，因此以這種口吻進行描述也并不奇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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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既然是一項民間活動，“吃講茶”會引發(fā)斗毆也是難以避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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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例如1914年在大觀茶園由于“吃講茶”失敗，一場打斗發(fā)生，茶館立刻陷入一片混亂。警察來后，竟然被暴徒打退。一些顧客受傷，一些藏匿，一些邊跑邊喊救命，一些被嚇得呆若木雞，茶碗、桌椅及其他物品損失甚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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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29年一個廚子在一家茶館的二樓“吃講茶”，雙方都帶來一大群人，談判進行得不順利，先是叫嚷，然后吵架。廚子一方開始出手，瞬間茶碗桌椅飛舞，斗毆造成房梁折斷，多人和家具掉到樓下，十余人受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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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1年一個工廠工人欠一個店主的錢，在泗泉茶社解決糾紛。當茶館掌柜見那個工人叫了上百人到茶館時，趕快報警。但那工人的同伙狂毆對手，還傷了幾個警察，一個警察甚至被帶到工廠暴打一頓。地方報紙稱這些事件為“演武劇”。雖然這三個事件發(fā)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，從軍閥混戰(zhàn)到抗戰(zhàn)時期國民黨的嚴密控制下，但暴力發(fā)生的形式卻相當類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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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抗戰(zhàn)結束以后此類活動仍然很普遍，1946年7月悅來劇團與永樂劇團的伶人因糾紛在茶館“吃講茶”，講理過程中“悅來之武生，以講理需時兼以彼此言語未加檢點，爭執(zhí)不下，彼此均系武生，遂大演武全行，一時桌椅齊飛，打爛茶碗無數(shù)，滿座茶客均驚”。茶園經理“雖多方制止，但終于無果而終”。后肇事者被送往該管區(qū)警察分駐所，“請予依法辦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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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直到國民政府崩潰前夕，此類事件還不時發(fā)生，如1948年8月，紙煙商人徐某向同業(yè)張某處訂購了一箱火柴，由于運輸問題，張沒能按時出貨，造成糾紛。他們在茝泉街的東亞茶社“吃講茶”，爭執(zhí)演變成打架，警察逮捕了若干參與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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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甚至軍人也在茶館里“吃講茶”，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地方政府和警察也都無可奈何。如1947年20幾個士兵在益華茶社與一個年輕人“吃講茶”，結果發(fā)生打斗，打碎了20幾套茶碗和其他器物。茶館老板要求他們賠償，他們答應第二天賠。但是第二天上午，100多名士兵出現(xiàn)在該茶館，老板反復告訴他們不知道那年輕人在哪里，但這些士兵將茶館器具全部打毀，包括64套茶碗、10多張桌子、40多把竹椅、2張木板、5個凳子、5個燈泡，外加門窗損壞，共計損失64萬元。事發(fā)之后，保甲長和鄰里都作為證人進行了記錄，警察確認了指控。但似乎警察并無權處理，僅將事件上報，要求這些肇事者所屬二十八軍和綏靖主任公署“申述處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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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袍哥在“吃講茶”中的暴力活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。1946年的一個下午，袍哥大爺楊競陸帶兩百多人到龍友茶館吃茶講理，但談判破裂，楊及其嘍啰開始攻擊對方，殺死兩人，接著洗劫了這家茶館，造成巨大財產損失。1947年，袍哥吳吉成欠唐炳南1萬元，唐也是一個袍哥。一天下午，唐到吳家索取，結果引起一場爭斗。兩邊立即召集各自的同黨到一心橋的時代茶社“吃講茶”。唐帶來30多個士兵，吳帶10余位士兵。中人一看情況不好，竭力使兩家心平氣和，另擇日解決糾紛。雖然暴力事件避免了，但茶和香煙錢花去了96萬元。這個事件促使警察制定嚴厲措施防止暴力事件，因為當局認為袍哥與軍人的勾結是十分危險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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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9年，德榮茶社老板謝振東由于被袍哥頭子欺辱，向政府控訴，而事情便是由“吃講茶”引起。根據他的申述，謝是一個“開貿茶社為業(yè)，性本樸良，毫無不法”的茶社主人，而欺凌他的夏仲康，系保長兼“自衛(wèi)保隊長及哥老會首領”，“統(tǒng)率黨羽痞徒較多”。夏以為“自己有權有勢，舍保長應盡職務，不仁不義，不與保民息事寧人，反與保民加害，失去安寧自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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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沖突開始于前幾個星期，夏在該茶館調解一場糾紛，從早上到下午5點還沒有結果，夏離開茶館沒有留下任何話。由于晚上茶館要講評書，謝于是收拾了桌子。然而，夏喝酒后回到茶館，發(fā)現(xiàn)茶碗已經收走十分憤怒，打傷了一個茶館雇工。之后，夏和二三十個團防每天到茶館喝茶，卻不付茶錢，他們還砸桌子，扔椅子，擾亂生意。夏甚至“藉事陷害”，試圖使謝被捕。謝呼吁政府調查，為他正名，主持公道。這個沖突發(fā)生之時，正是國民黨政權崩潰的前夜，而“吃講茶”仍然十分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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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吃講茶”的目的是解決糾紛，但這個事例卻造成調解人與茶館老板的沖突。夏被請來為一個家庭做調解（這也表明“吃講茶”不僅處理外部矛盾，也解決家庭的內部糾紛），其身份是保長、團防首領、袍哥頭子，是社區(qū)的顯要人物，這也提供了關于誰做中人的進一步信息。當茶館老板（如這個案例中的謝）得罪了這樣一個重要人物時，他很難保護自己的利益，茶館生意也將受到損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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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雖然“吃講茶”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習俗，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公平地處理各種糾紛，除了會造成暴力事件，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判決，這經常是由調解人的偏見和偏袒所造成的，反映了“吃講茶”的局限。而且有的中人的判決是基于權力大小、人數(shù)多寡等因素作出的，李劼人所描述的“把勢弱的一方數(shù)說一陣，就算他的理輸了”的所謂判決，也是存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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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海粟曾見過一個“吃講茶”案例，一個店主強奸了鄰居的女兒，其父母在茶館與店主“吃講茶”，由于店主人多勢眾，中人居然裁決受害一方有錯，怪父母沒有管教好自己女兒，還要付茶錢。當然，這應該不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裁決，如果大多數(shù)中人都這樣濫用權力的話，這個活動肯定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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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晚清以來，地方政府便禁止“吃講茶”，認為其容易造成公共場所的暴力。1914年，警察重新發(fā)布禁令，但這影響到茶館的生意。茶社幫（茶社業(yè)公會的前身）指出，如果有幾個人在茶館喝茶，突然發(fā)生爭吵，可能“自外面觀之，頗與茶鋪講理相似”，這種混淆可能造成政府對茶館的懲罰。為避免這種情況，茶社幫請求警察區(qū)分正常聚集喝茶與“吃講茶”之不同。盡管被不斷禁止，但是“吃講茶”從來沒有消失過，所以在1946年，政府再次發(fā)告示，禁止在茶館聚眾“吃講茶”和擾亂公共秩序。政府禁止這個活動并不成功，因為成都市民將其視為“民事法庭”，糾紛在變成法律訴訟之前，盡量在茶館得到解決，反映了地方社區(qū)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，雖然這種自我控制和自治在晚清以來被不斷地削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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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政府也竭力說服人們不要去茶館講理，稱“茶館不是評理處”，要人們在發(fā)生糾紛后，“由保甲調解”，禁止“串通兵痞詐壓平民”，因為發(fā)現(xiàn)“本市市民每因小故發(fā)生口角爭執(zhí)之事，竟有勾結盜兵流痞強迫對方至茶社講理，被害者往往損失煙茶費七八萬元之巨”。這說明過去由袍哥所包攬的活動，現(xiàn)在則卷入了更強大和危險的勢力。當然，政府竭力強調茶館講理的弊病，是為了達到其控制之目的。1946年3月成都市參議會致函當局，對“吃講茶”請“廢予制止”。市政府和省警察局即擬定了“取締辦法”，包括三條：一是“市民如有糾紛，應請當?shù)乇＜?，在保辦公處解決”；二是“市民如遇糾紛而串通濫兵、流痞詐壓平民者，準其密報治安當局從嚴究辦”；三是如果工商團體在茶社解決糾紛，必須事先得到政府同意，“非其同意不得參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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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實，這項活動所引發(fā)的問題被嚴重夸大，使其對社會的穩(wěn)定作用掩而不彰。但是為什么資料中很少有“吃講茶”成功調解的記錄，反而從檔案和地方報紙上經?？吹接捎凇俺灾v茶”導致更嚴重的糾紛甚至暴力？合乎邏輯的解釋是，成功地在茶館解決糾紛是一個常態(tài)，不成其為新聞，所以從地方報道中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這個活動所引發(fā)的事件。媒體關于“吃講茶”的報道可能會給讀者錯誤的導向，以為大多數(shù)這些活動是失敗的。其實，大多數(shù)失敗的調解，也沒有引發(fā)暴力行為，經常是重新議定時間，再進行下一輪“講茶”。我們可以想象，如果一個自發(fā)的社會調解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煩，怎么可能經久不衰呢？

來源：互聯(lián)網 更多好文請關注秒懂普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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